唐代刘知几曾提出“治史三长”，认为一个好的史家需要具备史才、史学与史识。袁枚将其推广到诗，认为诗家也需要学、识、才。百艺相通，灯谜亦然。治谜，同样需谜学、谜识与谜才。

       所谓“谜学”，是指研谜之学问，包括读书与读谜的广博、知识与材料的积累、原理与技法的熟稔、理论与学术的素养等。所谓“谜识”，是指论谜之见识，包括对灯谜艺术的理解体悟、对灯谜审美的感受认知、对灯谜风格的把握贯通、对灯谜要旨的思辨心得等。所谓“谜才”，是指制谜之能力，包括底面扣合之精妙贴切、谜面拟撰之流畅雅驯、面底取材之自然天成、成谜思路之创新独到等。同时我以为，欲成大家，谜学、谜识、谜才之外，不妨再添一“谜品”。此“谜品”非《百年谜品》或拙著《二十四谜品》，而是指治谜之品格，包括对灯谜的极致热爱、对完美的不懈追求、对差异的理解宽容、对使命的责任担当等。这种品格，既体现在谜作、谜文、谜评、谜著的风格上，也体现在为人、理事、交友、论辩的作风中。

       刘知几说，“才、学、识，世罕兼之”[1]。清代史家章学诚也说“才学识三者，得一不易，而兼三尤难。”[2]纵观百年谜坛，有人能猜善制，却无理论积淀；有人天生巧思，怎奈学养不够；有人善于总结提炼，谜艺却未臻一流；而真正做到学、识、才、品兼备者，百年间不过寥寥数人而已。

       郑百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腹笥丰赡，文采风流，诗书画印无一不通，尤精于灯谜一道。其谜艺精湛，一生制谜数万，佳作如云，许多谜作脍炙人口，冠绝古今；又擅于总结发覆，对灯谜理论贡献卓著，所著《谜病例话》《谜余闲话》等对谜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；完全称得上一位谜学渊博、谜识深邃、谜才纵横、谜品高洁的灯谜大师。

      本文拟对郑百川先生灯谜艺术的特点、风格、成就等，从谜学、谜识、谜才、谜品四方面作一粗浅分析。

       一项技艺要能称之为“学术”乃至“学科”，必须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。灯谜作为一门文艺，虽有千年历史，但真正趋于成熟不过是清中期之后的事。而直到清末民初，以古阶平《谜话》、薛凤昌《邃汉斋谜话》、张起南《橐园春灯话》等各种谜话类著作的出现，才算是灯谜理论的正式登场。

       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灯谜由小众走向大众，迎来了发展的新纪元，灯谜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。陆滋源、柯国臻、林仲杰、赵首成等一大批谜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丰富着灯谜的理论体系，郑百川先生也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，对灯谜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做出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贡献。

       比如，在《灯谜与文学》一文中，他鲜明提出“灯谜的文学性”这一命题，在详细梳理灯谜起源及发展沿革的基础上，重点分析了灯谜与文学似离实合、同中有异的关系，阐释了灯谜的文学内核与独特个性，提出灯谜“以中华文化为土壤，与人类文学同萌芽、共发展，是不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混淆的独特文学形式。”[1]

       又比如，在《谜法概述》一文中，他在会心居士《评注灯虎辨类》、柯国臻《灯谜法门100种》等理论基础上，针对前人论述灯谜法门时“格体不分”、维度交叉、内容重叠、顾此失彼等问题，创造性地提出建立“多角度、全方位”的灯谜法门体系，又结合灯谜的最新发展提出了若干“变法”作为补充。

       这些，都是郑百川先生从灯谜创作的经验知识出发，对其中深层次规律进行总结的结果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。然而，要论百川先生为灯谜理论体系建构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，毫无疑问还是那部脍炙人口的《谜病例话》。这部雄文，乃百川先生积十数年之功所撰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渗透着全部学谜心得”。我以为，其可圈点、可品味、可铭记者，约有六端：

（一）开辟之功

       如果说薛凤昌写出了第一部“谜话”，张起南首次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灯谜理论，钱南扬开启了灯谜史学研究，谢会心编纂了第一部灯谜创作工具书，吴仁泰首创了佳谜鉴赏的体例，那么郑百川先生无疑是“灯谜比较学”的奠基者。

       百川先生在《谜病剖析与“灯谜比较学”》一文中提出，所谓“灯谜比较学”，不只是“对比谜之优劣，不限于辨别谜法异同，也不止于将灯谜进行分类”，而是“一项把握成优与落劣的内在联系，揭示矛盾认识实质的治谜工程”[1]。这项工程的基石，正是对谜病的理解、指摘和防治。不知其非，莫辨其是；不识其劣，何鉴其佳？正如百川先生所说，“评佳与诊病，无论对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欣赏，其启发借鉴同样重要。”[2]

       应当说，百川先生并非第一个重视和阐述灯谜弊病的谜家。在他之前，薛凤昌、杨汝泉、徐枕亚、谢会心、李文宾等谜坛先贤都有过“灯谜N忌”的提法，有说二忌的，有说四忌的，还有七忌十忌等，不一而足。但提出“谜病”概念并进行完整系统阐述的，百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

       我理解，“忌”与“病”还是有区别的。“忌”更像个主观概念，体现的是喜好、倾向与自律；“病”更像个客观概念，体现的是原则、规律和科学。“忌”有点模糊，说不清道不明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；“病”更加清晰，有定义有症状，可以诊治可以预防。从“忌”到“病”，有一个相当大的质变和跃迁，体现了从经验到规律、从感受到理论的提升。可以说，《谜病例话》的问世，填补了灯谜理论的一大空白，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，为灯谜学科完整版图拼上了不可或缺的一块。

（二）分类之当

      病症之于人体，轻重不同，症状各异。有的只是浮症微恙，服几颗药，将养几日，便可自愈；有的深入肌髓，非动大手术不可；有的病入膏肓，根本无药可救；当然也有的只是亚健康状态，界于病与非病之间。论之于谜，也是同理。若笼统以“谜病”二字称之，而大家对“病”的理解又不相同，不免引起许多无谓纷争。

      有鉴于此，百川先生借鉴中医“辨证施治”理念，将谜病分为“表病”“本病”两大类。“表病”指的是“外表上漂浮的病”，如“弄错谜底”“用错谜格”“定目不确”“错认字形”“歇后非谜”等等；“本病”又分脏腑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两类，前者指“灯谜内涵上的缺失”，“近乎人体上脏腑器官的损伤”，如“倒置扣合”“重门扣合”“以偏概全”“当头用典”“支离杂凑”“扣义不确”等等；后者则是“从灯谜谜趣的欣赏上觉察出来的神气上的毛病”，很像人体的器质性病变，如“扣合空泛”“扣义未尽”“神气不即”等。[1]

      在宏观分类的基础上，百川先生又将各种病症问题总结提炼为30个具体的谜病。这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。一方面，较之前人的“七忌”“十忌”，谜病的数量增加到30个，症状界定越发精细化、具象化、清晰化；另一方面，对于一些概念模糊的症状，百川先生又加以整理归并，使之更加准确合理。比如，对于前人“N忌”中反复出现的“艰僻”“冷僻”“艰涩”“晦”“僻”等，虽然“各有症征”，但“常常交叉感染，兼而有之，很难分断”[2]，因此百川先生将其归并为一病“晦涩艰僻”。

      如此分类，既方便患者找到寻医问诊的途径，又给一些疑难杂症留下了讨论的空间，为下一步问诊施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（三）诊治之精

      分类定名只是前期工作，具体到每一条灯谜，是否有病、有什么病、病重病轻、能不能治、有没有并发症，还得抽丝剥茧、诊明断清，方能着手施治。有些谜症状清晰、指向明确，无需灯谜领域的专业知识，只需细心便可看出；有些谜病相对比较复杂或隐藏较深，则需要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专业鉴别力，才能辨别得出。但无论是哪种谜病，最难的还不是诊断，而是诊断之后患者往往不配合、不承认，医患之间难以达成一致。

       这又可能有不同的原因：有的是因为“科学不昌明”，对于病因病理等尚未研究透彻，灯谜共同体内部没有形成共识。有的是因为“讳疾忌医”，明知道有病就是不肯承认，针对批评意见百般辩驳，甚至为了自己的错谜不惜涂改观点、重建理论。有的是因为“大病当小病”，明明长了大脓疮半边脸都快烂了，却以为只是些粉刺黑头瑕不掩瑜；明明危及生命要进ICU，却以为偶染小恙连医院都懒得去。最要命的是最后一种原因——“以病为美”。这还不是捧心蹙眉的西子、断臂的维纳斯或者龚自珍笔下的“病梅”，而是明明营养不良皮包骨头，却以为“仙风道骨”；明明苍白虚弱面无血色，却以为“肤如凝脂”；明明“倒吊葫芦”底面错位，却以为“恰成妙谛”；明明“重门剥蕉”隔靴搔痒，却以为“意多一转”；明明“脚趾暗动”想当然耳，却以为“深奥妙绝”。

      针对这样的情况，《谜病例话》并不是简单地阐述病理、举例说明，而是对选取的每条谜例均作了详细的评释分析，不但指出所患何病，而且对具体的病候、病原、病灶等逐一条分缕析，既令患病者无可辩驳，又令后来者领悟规避。

（四）下刀之勇

      从写法和功用上来说，《谜病例话》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，还是一部教科书。既然是教科书，必须得让读者准确理解每种谜病的内涵、症状、逻辑，因何得名，病因何在，如何避免。这就既要明病理，又要有病例。病理使人明白病从何来，病例让人知道病长何样。

      在撰书时，百川先生定了几条选例原则，一是“从多年来出版的内外谜籍上征取”，二是“绝不凭空臆造”，三是“不自我讳疾”，四是“对病不对人”。[1]是人总有敏感的一面，文人又有相轻的习气，自己的作品被批评了，管你说得对不对，总会不太好受，百川先生说“有时虽然轻描淡写，被评者恐已有切肤之痛”[2]，绝非虚妄之词。连佳谜欣赏都会有人计较“为什么评他不评我”，更何况指摘谜病乎！而《谜病例话》所选之谜例，既有张起南、薛凤昌等鼎鼎大名的清代谜家，又有许多当代名家甚至百川先生的熟人朋友，“对病不对人”几个字说起来容易，真做起来，那是需要勇气的。但若因此“左顾右盼，拈轻怕重”，又会被“旁观者责你下刀胆怯”[3]，端的是左右为难。从书中文字看，百川先生完全做到了客观评析，没有为贤者讳、为朋友讳，更没有为自己讳，其为灯谜理论之成熟、灯谜艺术之完美、灯谜事业之兴旺而毫不爱惜自身羽毛，于此可见一斑。 

（五）息讼之智

    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谜坛进入了一场大论战。关于“别解”“倒吊”“断气”等等，纷争不断，硝烟四起。争论不是坏事，毕竟真理越辩越明，这也是灯谜理论趋于成熟的必经之路。但有时越争越凶，道理之争变成意气之争，甚至最后演变为“骂战”或人身攻击，那就是大家不愿看到的了。

      百川先生是这场论战的重要参与者，对于那些引起论争的议题，他都有自己鲜明的看法和意见，也写了许多文章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些争论文章的发表“激发着我对灯谜学术研讨的热情”，“为我日后写成《谜病例话》打下了理论基础”。[1]我以为，这些文章不但为《谜病例话》打了基础，百川先生事实上也在书中对相关的争论做了其个人的总结。

      比如“别解”。在《直道相思了无益》一文中，百川先生曾明确赞同苏纳戈先生的“别解方成谜”，鲜明提出了“别解是灯谜的灵魂”这一观点[2]。在《谜病例话》中，他并未直接回答“灯谜应否别解”“何谓别解”“别解是否只能在底”这些争论不休的话题，而是将“扣合平直”列为谜病，通过反例重申了“谜味来自别解”这一命题；同时，通过对病谜的举例分析，一方面肯定谜面别解存在的价值，明确其“与‘回互其辞’不悖”，一方面又告诫“别解在面是灯谜制作的敏感区，别解在面的谜是谜病的‘易感体’”。[3]

      再比如“断气谜”。百川先生没有纠缠于此类手法杂糅的灯谜究竟应该叫做“断气”“断句”“断扣”还是“断义”，也没有正面论述“断气谜”的美或丑、是与非，而是走了条曲线救国的迂回路子，从“气脉”的角度出发，论证出手法的杂糅并非谜病的根源，杂糅手法容易造成的“形断气断”、“支离杂凑”才是，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反击了那些或“一刀切封杀”或“无条件纵容”的观点，强调了辩证的必要和中庸的可贵。

      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，不一定是百川先生有意为之，但的确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。《谜病例话》出版后，百川先生这些“不争而争”的观点随着“谜病”概念的树立也逐渐深入人心，这怕也算是息讼止纷的一剂良药了。

（六）预防之效

      分类、析理、辨证、诊治，说到底还是为了预防。百川先生认为，谜病应提倡“预防为主，治疗为辅”，“防重于治”[1]。他希望通过《谜病例话》一书，“引起谜作者的重视”，“提高自己的鉴别诊治能力，大家都来自治、互治。”[2]

      如今，《谜病例话》问世已经二十多年，这些年灯谜发展的最大环境变量便是互联网与灯谜的结缘。互联网不但拓宽了谜友交流的渠道，更打开了灯谜井喷的阀门，而且由于少了编辑把关这一环节，创作即意味着发表，从理论上来说犯错生病的概率更大。但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，虽然海量谜作中病谜错谜不可能绝迹，但发病比例减少的总体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这当然得益于灯谜的创作规律更加清晰、理论体系更加完善、教育普及更加有力、交流沟通更加便捷，是许多谜家谜人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但要说《谜病例话》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预防作用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。百川先生所提出的“在自己的谜作中消灭或减少病谜，至少亦要使公开发行的谜刊减少或杜绝病谜的刊登”[3]的目的，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了。

      最后还想说一句，正如百川先生所言，“关于灯谜的鉴赏，应该包括评佳与诊病两部分”[4]。惜乎《谜病例话》之后，“灯谜比较学”再无后续者为之添砖加瓦。而今的谜坛，仍是“佳谜欣赏”式谜评一统天下，甚至有不少谜评者缺少基本的鉴赏能力，拍马式、互捧式、人情式谜评依然盛行。我想，不妨在“佳谜欣赏”和“谜病诊治”之外，“另建立一种灯谜评论范式，不解释扣合方法，不引述面底典实，不阐发个人感想，纯粹从扣合、拟面、择底等角度，探讨其思路、剖析其机理、鉴赏其佳妙、批评其不足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回归技术与艺术本质，力求中肯持正，令制谜者与读谜者能有所裨益、有所提高。”[5]我愿为之努力，也希望谜界诸君共襄此举。

      未完待续……